我喜欢喝茶，这也许和我是成都人有关。在成都，茶是最受人欢迎因而是最普遍的饮料。人们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列为“开门七件事”，可见在人们心目中，茶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的必需品，那遍布城乡难以数计的大大小小的茶馆，也是一个佐证——至少在我当学生的时候，即在四五十年以前，情况便是如此。
童年的印象已经遥远而淡薄了，好比远处天边几抹淡淡的雾霭一样，然而对茶馆的印象却还记忆犹新。成都的茶馆之不同于别处， 并不在于它的茶叶好设备新——一般的茶馆只有二级以下的花茶香 片和半新不旧的桌椅板凳；而在于它的功能多样，服务周到和有人情 味。有些家无长物的茶客，一早起来便上茶馆，要上一盆热水洗好 脸，再泡上一盏盖碗茶，而有茶馆之处一般都有早点小吃之类，一顿 早饭也就解决了。在茶馆里，可以谈天说地，也可以沉思默想；可以 读书下棋，也可以谈生意做买卖，总之人都可以各随其便，各得其所。
成都的茶馆也具有上海的“老虎灶”那样的功能。茶炉上随时都 有滚烫的开水，附近人家只需花上一个铜板就可以去灌上一大壶。 当我在私塾里念诗云子日的时候，也就是七八岁的时候，常常拎上一 把大瓦壶，抓上一把粗茶，去灌上一壶茶水。我说的粗茶，是一种最廉价的茶叶。叶片很大，成都人称之为“红白茶”，这是买不起花茶的贫寒人家常用的茶叶。有这样一壶茶佐餐，只需一碟泡菜或辣椒，也就可以饱饱地吃上一顿午饭或晚饭了。当盛暑之际，倒上一大碗凉茶，一口气灌到肚子里，其甘甜香润，可以比得上玉液琼浆。
到我能够上茶馆要上一碗茶坐下来细细品尝的时候，已经是个半大不小的中学生了。那时已经喜爱上文学，特别对于新出版的文艺作品，常欲读之而后快。一般穷学生是买不起书的，学校图书馆收藏新书不多，于是只好另谋他途，便是借书来读。成都少城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旁边有一家“联营书店”，经理倪子明是位地下党员，店员大多是进步青年。在彼此熟悉了解之后，对我便特别通融，把店里的新书借给我读，当然是不能污损的。在寒暑假或礼拜天，我常常等书店一开门便去选一本新书，用报纸包好封皮，然后到公园的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看书，直到一口气看完为止。许多中外文学名家，我都是这样和他们在茶馆里相识的。可惜当时的心思都被书中人物的和命运吸住了，至于喝进嘴里的茶是什么滋味，如今怎么也记不起来。
进了大学，学校在华西坝，毗邻的小天竺街有一家学生们常去的茶馆。课读之余，有时也会和几位牌友到那里去打桥牌。桥牌是一种需要高度集中心思的游戏，常常是打完几局，也不知喝的茶是什么滋味。然而由此也可以推论：成都人喜欢喝茶，对于茶叶的好坏倒是不大讲究的。而且那时是在战争期间，只要有茶喝就满足了。至于龙井、碧螺春之类，只有极少数达官贵人才有可能享受的。
到我能喝上龙井茶的时候，已是1948年秋天，我在杭州一个中学里教书。杭州是龙井的故乡，也是中国茶文化中心之一。然而，也和成都一样，上等的好茶是一般平民百姓不敢问津的。例如在谷雨之前采摘的嫩芽即著名的雨前茶，大约要十六个银元一斤，相当于一个中学教员一个月的薪金。不过杭州得天独厚之处，便是它有甘香清冽的泉水，最著名的当然是虎跑泉。特意到那里去喝过一次茶，茶叶只是寻常的旗枪，然而一盏在手，面对青山绿水，清风白云，的确令人神清气爽，齿颊生香。西湖一些风景点大多附设有茶室，住了几个月，也大多一一去过了，在灵隐冷泉池旁的茶室里，斜对飞来峰和笑眯眯的弥勒佛像，喝着用冷泉的水冲泡的新龙井茶，其清香甘醇，足可和虎跑泉相媲美。
新中国成立之后住在上海，这浦江之城不愧是万商云集之地，对于爱喝茶的人至少有一样好处，那就是随时都可以买到你想喝的茶叶。在上海，除了书店之外，茶叶店大约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国内的各种名茶，也大多买来一一尝过。50年代的物价也是令人怀念的，那时已略有稿费收入，给晚报写一篇千字文，便可换来半斤一级龙井，至少可以喝上半个来月。
对于上海，有一点是使人不敢恭维的，那便是水质太差，不宜泡茶。越是上等的茶叶，越难以掩过自来水中那种若隐若现的漂白粉味道。近年来在部分地区已略有改善，没有什么异味了，但离清冽的泉水仍然有很大差距。南唐徐凝咏新茶诗云：“名随土地贵，味逐水泉迁。”水质不同，茶味便不同，对于爱喝茶的上海人来说，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1958年冬，我被调到青海工作，此后在西北地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儿人们习惯喝的是茯茶。粗大的叶片和叶梗在一起压成长方形的茶砖，重约四斤，据说茯茶性热，因此行销于地处高寒的牧区。加上牛奶，便是著名的奶茶。到藏民帐篷或是蒙民蒙古包里做客，主人准会倒上一碗滚烫的奶茶送到你的面前。
第一次喝茯茶，觉得它又苦又涩，还略带咸味，因为传统的喝法是在煨茶时要在茶里加一点盐，至少西宁市和东部农业区的老百姓是这样喝的。俗话说，人乡随俗，久而久之也就喝惯了。特别在冬夜，坐在热炕上开会或是聊天，一碗奶茶便是难得的佳茗，使人忘却室外便是北风劲吹的冰雪世界。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1960年冬天，我到同德县去，住在最远的一个生产队里，离县城四十多公里。一天接到县委的电话要我去县城开会，正好我在发高烧，已躺了一天，连饭也吃不下，我请医生打了一针青霉素，喝了一碗浓浓的奶茶，还放了一大块红糖，觉得有点精神了，便骑上马背，让马儿在草原上飞跑。看见有牧民帐篷时，便进去喝一碗奶茶，休息片刻，又继续赶路。一路上头脑有些昏昏，居然并没有从马背上摔下来，而且出了一身汗，感冒似乎也好了。这似乎应该感谢几碗奶茶的功效。它既可解乏提神，又可解渴充饥。
有了这次经验，后来在“文革”中，一边发烧一边炮制。一大杯茯茶加上一大把糖，既当茶喝，也当饭吃，居然也一次又一次地硬挺过来了。
喝过这种糖茶的人大约不多，“文革”之后，连我自己也没能再喝过。后来到了兰州，不知为什么，兰州茶叶店里，颇多来自云南的茶叶，不仅有价廉物美的春茶沱茶，著名的普洱茶也随时可得。我喜欢云南茶，因为它经泡，冲上三四遍开水，茶味仍浓，特别在熬夜写东西时，我便沏上一杯普洱茶。长夜寂寂，案头飘着茶香，脑子似乎也变得敏捷了。
1981年夏，我到庐山疗养，住处距庐山植物园不远，在那里得到一大包上好的云雾茶，用庐山的泉水泡云雾茶，就像喝龙井要用虎跑泉水一样，不愧有“双绝”之誉。在庐山写过一首小诗，便是从喝茶中得到的灵感：“取一瓶秀峰飞瀑水／煎一盏庐山云雾茶／茶里有沧波凝烟味／和那松风柏露，夕晖朝霞。”这里说的煎茶，盖从古训，实际上当然是用不着放在火上去煎之烹之的。
又一次喝到上好的云雾茶，已经是在黄山了。也是在疗养院里，每天游山玩水，很怕自己变懒了，便仿古人“日课一诗”之例，每天给自己规定了功课：写一首十四行诗。住了十四天，写了十四首十四行诗，一包云雾茶也已喝去一半。古人斗酒诗百篇，我却只能勉强做到杯茶一首诗，而且还得在黄山这样的风景绝佳之处。
我到过的地方不算少了，不管外出开会或是旅游，总是随身带上一罐茶叶。招待所不用说了，茶叶必须自备。即使是高级宾馆、客房里洋酒和各种饮料都有，就是茶叶几乎都是千篇一律淡而无味的袋泡茶，这实在是不利于中国茶文化的传播的。不过，不管怎样，在国内旅行，从来还没有过没有茶喝的苦恼，在国外就不同了，在国外只有凉水供应，打开自来水龙头便是。要喝热饮料，得到酒吧去喝咖啡。
1986年初，我和几位作家到纽约访问，喝了几天带冰块的凉水、果汁、可乐和咖啡，总觉得缺少了一点什么。当来自广州的黄庆云女士提议到唐人街广州大酒楼喝早茶时，大家都一致表示赞同。到了酒楼上，围着一张圆桌坐下，服务员端来一大壶热茶，在每个人面前放下一个瓷杯，斟满之后便不管了，任你自斟自饮。堆满各色广东点心的手推车不停地来来往往，任顾客自行挑选。那天吃了些什么我都记不得了，只有那一壶热茶却总是忘不掉。那只是普通的绿茶，但在异域他乡，一杯普通的中国茶，便可以减轻你的一份乡愁。
多年来我已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早晨起来总要喝上一杯茶。这样，肠胃和机体仿佛给添了点润滑剂，才有点活力，可以去吃早饭或摊开稿纸写点什么了。1987年到苏联访问，热情的主人知道中国人喜欢喝茶，便关照宾馆的服务员随时为中国客人提供开水。这当然很不方便，每天早上我便用自带的电热杯烧上一杯开水，泡上两杯茶，其中一杯是请同行的指挥家曹鹏喝的。回国后，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本没有早晨喝茶的习惯，但在莫斯科跟我喝了几天之后，回来 便也如法炮制。据他说，早晨喝一杯茶，真是舒服极了。
前面没有提到中国的红茶，似乎应该补写几句。我也喝红茶，特别是在用烤面包作早点的时候。红茶自以祁门红茶为佳，味厚且醇，比他种红茶都略胜一筹。但我在国外喝到的红茶，却大多来自印度或斯里兰卡，这常使我为之抱屈，就像我常喝到台湾产的“青岛啤酒”而喝不到山东产的道地的青岛啤酒一样。
我家里的人都不太喜欢红茶：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喝，一个人喝茶跟一个人吃饭一样，会减色减味，便也不常喝了，去年一位斯里兰卡作家送了我一包锡兰红茶，至今还剩下一半。不过近来倒有人陪我喝茶了，我喝什么他便喝什么，这便是我的小外孙嘉嘉。他只有一岁多一点，还不会说话，一切都得听大人安排，不过他已会摇头说不，如果把他不喜欢吃的东西硬塞到他嘴里，他就会吐出来，唯有茶是例外。每天早上他和我一起吃早饭，只要在他喝的白开水里兑一点茶汁，不管那是绿茶红茶，他都会喝得津津有味，有时还会咂咂小嘴巴，做出一种成人们无论如何也仿效不来的满意神情。中国人是否生来便和茶结下不解之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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