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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珣（公元350-401年）晋代书家。字元琳，幼时字法护，琅琊临沂（今属山东省）人,和其父亲洽、祖父导三代皆以能书著名，书圣王羲之的侄子。官尚书令，卒赠车骑将军，谥献穆。家范世学，珣之草圣，亦有传焉。
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孝武帝司马昌明，雅好典籍，王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均以才学文章受知于孝武帝，累官左仆射，加征虏将军，并领太子詹事，安帝隆安元年(397)迁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寻以病卒，终年五十二岁，谥献穆。《宣和书谱》载：“珣三世以能书称，家范世学。珣之草圣亦有传焉。”相传他曾梦见一人，授以如椽大笔，此后他书艺大增，并称：“此当有大手笔事。”人们熟悉的“大手笔”典故即出于此。
王珣真迹《伯远帖》的年代仅次于《平复帖》，堪称无上至宝，其书体为成熟的行草，运笔自然，各字是分立的，古逸洒脱，确实是晋人特有的风神，堪与二王争辉，也是乾隆的三希之一。
纸本 行书 纵25.1厘米 横17.2厘米 其纸墨精良，至今依然古色照人，更加珍贵。其历来为后世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伯远帖》是王给亲友的一通书函。它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它的笔画写得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舒朗，飘逸，真有点“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
此帖经北宋内府收藏，着录于《宣和书谱》，明、清董其昌等都曾收藏，《书画记》、《平生状观》、《墨缘汇观》有着录。乾隆年间入内府，乾隆皇帝弘历视其为无上之宝，将此帖与《快雪时晴帖》、《中秋帖》藏于养心殿西暖阁，专设三希堂，以尽赏玩珍宝之美意。
辛亥革命后，清室覆亡，逊帝溥仪携文物出逃，《伯远》、《中秋》二帖正在其内。1937年，二帖售予袁世凯的差官郭葆昌。郭氏是一位古玩商，常将书画、名瓷卖出海外，牟取厚利。事为张伯驹先生所知，生怕二希流落海外，即请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愿以高价收购二希，郭氏要求搭卖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等，议价20万元，先付6万，余款以一年为期结清。
不料当年夏天，卢沟桥事变，金融冻结，余款至次年不能付，只能以二希退还。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葆昌已殁，张伯驹向郭氏之子郭昭俊重提旧事，要价黄金一千两，而且不能还价。往返磋商，尚未有成议，时宋子文以行政院长来京视察，郭子将二希向宋行贿，谋得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之职。这一事件在上海的《新民晚报》“造型”副刊被揭露，一时传说纷纭，引起文艺界正义之士的强烈不满。宋子文畏物议，不得已将二希退予郭子。
《新民晚报·艺坛通讯》载云：“希世珍品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凯差官郭世五（即郭葆昌）之儿献于宋子文，据悉宋不敢收，已还郭子，刻原件存中南银行，郭子仍待价而沽，国宝之下落如此！”
又至北京解放前夕，郭子从上海取出二希，携逃至香港转台湾。《新民晚报》又载云：“王珣、王献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银行取出，携至台北，将求善价。此种国宝竟容私人如此匿逃，又竟无人管，怪极！”
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物的收藏，周恩来总理并亲自过问此事。时郭子居香港，二希押于英国某银行，流落海外，几乎已成定局。但因为人民政府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的努力，终于以重金将这两件无价的希世国宝，重新收回故宫博物院中。
伯远帖为晋代真迹，故列希珍之宝。其笔力遒劲，态致萧散，妍媚流便，是典型的王氏书风。是帖明末在新安吴新宇处，后归吴廷，曾刻入《馀清斋帖》，至清代时归入内府，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同列为三希堂法帖之一，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帖是王珣致亲友的一封书函，可能以短颖硬毫为之，故笔画瘦劲，转折也锋芒较露，多有侧锋笔意，结体开朗中寓严谨，以敧侧取势，俊逸而流畅。此帖明董其昌跋有：“珣书潇潇古澹，长安所见墨迹，此为尤物，足见东晋风流。”清安岐《墨缘汇观》评其曰：“有自然沉着之气。” 清人姚鼐赞云：“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
释文：“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其书法作品布局合理，结构公正，用笔流畅，充分显示了书法家所拥有的高超的造诣及独特的创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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