笠翁壶的记述是这么一回事
——答郭若愚先生问
汤 鸣 皋
 
   我（指紫砂汤鸣皋先生）在 2003年第三期(总第14期)《江苏陶艺》上写了一篇文章：“梅调鼎——曼生之后人”(以下简称《梅文》)，署名为“易水”。关于署名，我略作说明：因为当时具体负责的副主编看到我在该期刊物上有两篇文章(另一篇为“再谈殷瑗庐藏壶的几个问题”)，就把其中一篇改署为“易水”。
    郭若愚先生在《宜兴紫砂》 2008年9月(总7期)上发表了“‘笠翁壶’的记述是怎么一回事？”(以下简称《笠文》)的文章，因为他另见到一把和《梅文》中提到的‘笠翁壶’相同铭文的柱础壶而“大惑不解”。在这篇文章中他把《梅文》作者一律称为“汤鸣皋先生”或“汤先生”。后来，郭先生又把《笠文》收进了《郭若愚博物品鉴、智龛品壶录》（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书，在该书中《梅文》作者又被恢复了原来的署名“易水”。因此，有两位朋友为此事还特地问我：是否搞错？我说没错，两者都是我。不过按照一般习惯应该遵照原署名，当然如果我被列为公开批判对象，则另当别论。这可能就是后来郭先生又把《梅文》作者的署名改过来的原因吧。
    在郭先生的《笠文》发表后，我理应立即作出回应，并将有关问题一一作出老实交待。但《笠文》后一句“以求证于学者”使我又犹豫，如果贸然作答，似有冒充学者之嫌，但是如果不把问题讲清，我却是关于笠翁壶一事的当事人。
    现在半年多时间过去了，学者对这个问题好象都不太感兴趣，因此只能由我这个当事人来回答郭先生的提问了。
    我想先把关于笠翁壶的记述如实作一个交待，然后再来看看
    郭若愚先生他另见到的这一把柱础壶，并认为“这个梅调鼎铭的，何心舟制的”、“制作精妙，使人喜爱”的、“可靠的” （引自《笠文》）紫砂壶究竟是怎样一把壶？
    我在唐云先生家中看到笠翁壶是一九七二年，当时我还下放在农村，生活的艰难自然不必多言，说来惭愧，当时练字的纸是用的废报纸，墨汁也买不起，只是花一、二角钱买了染布的染料用开水泡在茶杯里充当墨汁，只有在县文化馆要办书画展时发两张宣纸。由于喜爱梅调鼎的铭文和书法。因此，唐先生的汉铎、笠翁两壶我在转交顾景舟先生配盖前，就试着把两壶壶铭拓下来，汉铎壶的壶铭是用一小张宣纸的边角拓下来的，拓笠翁壶壶铭的纸是7分钱一张修纸伞用的皮纸，又化水又渗漏很难拓好，现在看到的这张拓片(见图一)中尚有多处化水和渗漏模糊处，而
    郭先生的柱础壶壶铭拓片(见图二)精湛清晰，就拓片水平而言，两者之间是相差太远了。
要说用照相机把这两把壶拍下来，在当时连想都没有想，但我今后悔的是没有画张测绘图保留下来。
因汉铎壶铭文上有“汉铎”两个大字，其壶名自然清楚。而笠翁壶的壶形和一般传统壶相比特点并不明显，故我把两壶交到顾景舟先生手上时特地问了一下：这把壶叫什么?答：笠翁壶，也有人叫笠帽壶，你看像不像一个戴着斗笠穿着蓑衣席地而坐的老人——这就是我在.《梅文》中写到的：“此壶造型如一戴笠而坐的老者”的来由。
    为了寻找此壶的下落，我打电话向唐云先生的次子逸览先生询问，逸览说他父亲生前曾遗失过一把壶，后来被人卖给了一位台湾的收藏家，但是否此壶，不能确定。逸览先生尚留在手边的几件紫砂我都看过，确实没有此壶，而唐云先生其他子女我并不太熟悉，因此也无法和他们联系。
    好在在汉铎、笠翁两壶配盖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我把唐云先生要配壶盖的两只紫砂壶转交顾景舟先生后不久，唐先生还特地写了一封信给我：“鸣皋同志：前托顾老配壶盖，动手否？想其很忙，不便催促，有便乞为致意。匆匆奉复，即候近好！唐云五月艹八日”（见图五）
    顾景舟先生为两壶配盖后，潘春芳老师有一次到大石斋去，唐先生又请潘为两壶重新再配一次壶盖，因为此事，唐先生还叫我找过潘老师，那时潘春芳、许成权夫妇还住在紫砂厂小卖部的楼上。而现在潘、许两老师长期住在加拿大，我特地通过许成权老师的侄女许小权和潘老师联系，并和潘老师直接通了电话，据潘老师回忆：当两只壶盖配好后，潘老师亲自送到大石斋,唐先生高兴,当潘老师说壶盖的颜色好像略浅一些,唐先生内行,他说不碍事，泡了茶以后就差不多了，并即兴画了一张兰竹送给潘，此画见潘春芳、许成权紫砂陶艺选——《冶陶集》。
    关于笠翁壶的记述以及相关的一些事件大致就是这么回事。
    郭先生在《笠文》的后半部分为我在《梅文》中“只发表了一张壶铭文字的拓片，没有此壶的图形”表示“可惜”时，他提出了“另见到一把梅调鼎 以‘茶已熟、雨正濛、戴笠来、苏长公。’为铭的紫砂壶，署款‘赧翁’，柱础型壶底有‘曼陀华馆’印，壶盖内有‘心舟’两字小印。壶高8.3厘米，壶底宽 11.2厘米，重28.5克，此壶制作精妙，使人喜爱。”(引自《笠文》)，郭先生在《宜兴紫砂》发表此文时既没有铭文拓片也没有“此壶图形”。后来在郭著《智龛品壶录》上我见到了这把柱础壶的照片(见图三)和这把柱础壶上梅调鼎的铭文拓片。
    现在就郭先生“另见到”的何心舟制柱础壶和该壶上梅调鼎的铭文谈一点我自己的看法：
    先从铭文内容上看：
    韩其楼、夏俊伟著《中国紫砂茗壶珍赏》(以下简称《珍赏》)208号作品(141页)是一把韵石制‘曼陀华馆’底印，梅调鼎铭的柱础壶，铭文为“久晴何日雨，问我我不语，请君一杯茶，柱础看君家。”(见图四)此壶也是唐云先生所藏。其壶形与郭另见之柱础壶略有不同。
    在梅调鼎撰写的铭文中，不仅仅是一般的切壶切茶，因他对茶壶造型的深刻理解和独到的阐释，使他的铭文在简洁隽永中每每有直指壶形的点睛之笔，上述柱础壶就是一例。其余如汉铎壶“以汉之铎，(直指壶形)为今之壶，士既代金，茶当呼荼”（括号中“直指壶形”为笔者所加，以下同理）。
笠翁壶：“茶已熟、雨正濛、戴笠来(直指壶形)、苏长公。”
瓜娄壶：“生于棚，可以羹。制为壶(直指壶形)，饮者卢。”
秦权壶：“载船春茗桃源卖，自有人家带称来。”(直指与“称”相配之“权”)
博浪锥壶：“博浪锥(直指壶形)，铁为之，沙抟之，此一时，彼一时。”
    《珍赏》中之柱础壶和郭所另见之柱础壶两壶铭文相比，当然是前者显得自然贴切，而把笠翁壶壶铭移植到柱础壶上，并不见得“是合适的。”(引自郭若愚《从赧翁壶铭说当时饮茶的情趣》见《智龛品壶录》125页，原载《宜兴紫砂》2007年第1期)也与梅调鼎撰写壶铭的一贯风格相悖。
    其次，从壶铭在壶上所占位置和构图来看，梅调鼎书刻壶铭都略偏在茶壶正侧面右上方，铭文下限仅接近壶侧中线，或稍过中线，壶面留下大片。这在《珍赏》中206号到210号这五件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梅调鼎这种铭文构图处理含蓄谦和，体现了一位深受传统文化教养，虽然清高孤傲却不事张扬，并以布衣终其一生的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这也与他俊骨逸气的书风一脉相承。整体艺术效果显得空灵高雅。而郭先生另见到的这把柱础壶，铭文处于壶面正中，几乎把可以铭刻铭文的篇幅全部撑足，大气凛然，只可惜不是梅调鼎的本来面目。

    第三，把笠翁壶的铭文书法和郭先生另见到的一把柱础壶的铭文书法来作一番比较。笠翁壶铭文的书法散淡虚和，逸宕多变，字距行间舒缓从容，行笔用刀疾涩有序。

    而郭先生另见到的这把柱础壶的铭文书法明显是对着笠翁壶铭文一笔一划死扣硬摹，字距行间匆忙局促，点划拘谨，意违势屈，用笔行刀，描画做作，思遏手蒙，徒成鸡肋！

    两者相比，被郭先生隆重推出的柱础壶自然要逊色多多了。我曾做了一个小试验，把这两张铭文拓片的打印成图稿，不加半句评论给随机遇到的同行朋友看，其中有各种各样身份的人，孰高孰低，孰真孰伪，有的一眼就能指出，有的稍稍注意一下也立即能分辨出来，竟没有一个指认出错者。可见它的作伪档次并不高明。

    郭先生是文博界泰斗，其学术和鉴定水平代不数见，对古代艺术品的真伪优劣自然是燃犀烛照，洞察幽微，只是为了这一把柱础壶的惊艳亮相，还专门为它写了两篇文章，郭先生的处事作派也不可谓不严谨，也不可谓不费心思。但就这种毛糙不堪低水平的造假壶难道经郭先生的点化就真成了“制作精妙，使人喜爱”的紫砂珍品了吗？世上的事情难道真的因为假作真时真亦假吗？“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大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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