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仍继承留存着宋朝遗留下的一些御茶园和官焙（制茶工场），元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计有茶园120处，在武夷设焙局（制茶工场）于四曲溪，称御茶园，焙工数以千计，大造贡茶。据董天工《武夷山志》载，元顺帝正末年（公元1367年），贡茶额达990斤，明初仍之，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建宁太守钱黼因本山茶枯，御茶改贡延平（福建南平）。

　　明朝御茶出产，茶农负担甚重，除完成摊派的贡额之外，每年还要分担喊山供祭费。清·释全《武夷茶歌》载：“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6年）茶久荒，喊山岁犹供祭费，输官茶购自他山。”当时建宁每年惊蛰日，官吏致祭御茶园边的通仙井，祈求井水满而清，用以制贡茶，祭毕鸣金击鼓，台上扬声同喊曰：“茶发芽”！称喊山。

　　明朝时，蒸青团饼茶徐徐减少，跟着炒青芽茶的泛起，开始改贡芽茶（即散茶）。据《明大政纪》记述，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玄月，诏建宁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推采芽茶以进，有司勿与。天下茶额惟建宁为上，其品有四：深春、光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摇设。上闻有司遣人督迫受贿，故有是命。”因此正式改贡芽茶是自明朝始，芽茶品质优于团饼茶，官吏们趁督造贡茶之机，贪污受贿，无恶不作。

　　《明食货志》载：“明太祖时（公元1368～1398年），建宁贡茶一千六百余斤，到朱载垕隆庆（公元1567～1572年）初，增到二千三百斤。”明朝其他各地贡茶额也都比宋朝增加。其增加的数额中，相称一部门是督造官吏层层加码之故。明孝宗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进士曹琥《请革贡茶奏疏》，曾揭露了这种贡茶苛政，《疏文》说：“臣查得本府（广信府）额贡芽茶，岁不外二十斤。迩年以来，额贡之外有宁王府之，有镇守太监之贡。是二贡者，有芽茶之征，有细茶之征。始于方春，迄于初夏，官校临门，急如星火。农民蚕妇，各失其业，奔走山谷，以应珠求者，相对泣。因怨而怒，殆有不可胜言者。如镇守太监之贡，岁办干有余斤，不知实贡朝廷者几何？”奏疏中接着陈述了贡茶的五大害处：其一，采制贡茶合法春耕季节，农夫男废耕，女废织，全年衣食无着；其二，初春二麦未熟，农夫饿着肚子采茶制茶，困苦不堪；其三，官府收茶百般抉剔，十不中一，茶农只好忍受高价剥削，向富户购买好茶，以充定额；其四，无法交够定额，只得买贿官校，以求幸免；其五，官校伺机买卖贡茶，巧取豪夺，整得农夫倾家荡产。

　　天下产茶之地，岁贡都有定额，有茶必贡，无可减免。据《明旧志》载，明神宗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昔富阳鲥鱼与茶井贡，庶民苦难言。佥事韩邦奇曾写了一《茶歌》，揭露当时统治者的罪行。

　　元、明、清朝贡茶的采制方法和贡茶品目，历经700多年的变革，有很大的差异性。元朝仍以蒸青团饼茶为主，明朝开始改贡芽茶，妙青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采摘细嫩芽叶，炒制成形态各异的茶叶。这时蒸青茶、烘青茶、炒青茶并存。清朝，在明朝贡茶的基础上有了扩大，以烘青茶与炒青茶为主，制工更加精细，形状千姿百态，同时创制了乌龙茶、红茶、黑茶、花茶等，泛博茶区形成了多种茶类的贡茶。

　　清朝，贡茶产地进一步扩大，江南、江北闻名产茶地区都有贡茶，有些贡茶仍是天子切身指封的。如清圣祖康熙天子在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南巡江苏太湖，巡抚宋荦购朱正元独自精制的品质好的“吓杀人香”茶纳贡，康熙天子以其名不雅观，即题曰“碧螺春”，从此“碧螺春”茶岁必采办纳贡。

　　清高宗乾隆天子在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南巡时，为搜刮地方名产，诏本日：供献贡品者，百姓可升官发财，犯人重刑减轻。徽州名茶“老竹铺大方”，就是当时老竹庙和尚大方创制纳贡的，乾隆就赐以“大方”为茶名，自此也岁岁精制纳贡。

　　浙江杭州西湖龙井村今还保留着当年乾隆天子游江南时封为御茶的18棵茶树。据传，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乾隆天子在杭州游了天竺，览乡民采茶焙制之法以后，又微服私访龙井狮峰，品尝了胡公庙前茶树上所采茶叶制成的龙井茶，果然香味尤佳，遂将庙前18棵茶树封为御茶，从此龙井茶名声更大，岁贡更多。然而天子的欢心，换来的是庶民的苦难。清朝钱塘人陈章，看到朝廷贡茶强加在茶户身上的苦难，以同情之心，写了一《采茶歌》，歌云：“风篁岭头春露香，青裙女儿指爪长，度涧穿云采茶去，日午回来不满筐。催贡文移下官府，那管山寒芽未吐，焙成粒粒比莲心（龙井茶挺拔黄绿似莲心），谁知依比莲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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