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饮茶，可以说是老舍先生一生的嗜好。他认为“喝茶本身是一门艺术。”他在《多鼠斋杂谈》中写道：“我是地道中国人，咖啡、可可、啤酒、皆非所喜，而独喜茶。”“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

　　老舍生前有个习惯，就是边饮茶边写作。据老舍夫人胡圣青回忆，老舍无论是在重庆北碚或北京，他写作时饮茶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过。创作与饮茶成为老舍先生密不可分的一种生活方式。茶与文人确有难解之缘，茶似乎又专为文人所生。茶助文人的诗兴笔思，有启迪文思的特殊功效。饮茶作为一门艺术、一种美，自古以来就为文人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茶在老舍的文学创作活动中起到了妙的作用。老舍先生出国或外出体验生活时，总是随身携带茶叶。据《茶馆》一剧王利发的扮演者艺术家于是之回忆：《茶馆》在国外演出时，使他较多地想起了茶，原来喝不着热茶，他便觉得什么液体都解不得渴。这时使他想到老舍先生生前告诉过他们的话：“出国时带上暖水瓶，早上出去参观、访问之前，先将茶叶放好，泡在暖水瓶中留着回来喝。”当《茶馆》真要出国演出时，可他们却把老舍先生说的话给忘了，谁也没有带暖水瓶，渴得受不了直嚷着要喝茶啦。

　　老舍先生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茶。一次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老舍先生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瓶。可是老舍先生刚沏好一杯茶，还没喝几口，一转身服务员就给倒掉了，惹得老舍先生神情激愤地说：“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这也难怪，喝茶从早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才如此。西方人也爱喝茶，可他们是论“顿”的，有时间观念，如晨茶、上午茶、下午茶、晚茶。莫斯科宾馆里的服务员看到半杯剩茶放在那里，以为老舍先生喝剩不要了，把它倒掉。这是个误会，这是中西方茶文化的一次碰撞。 旧时“老北京”爱喝茶，晨起喝茶是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坦，才有劲头。北京人喜喝的是花茶，“除著花茶不算茶”，他们认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人有不少的人竟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老舍先生作为“老北京”自然也不例外，他也酷爱花茶，自备有上品花茶。汪曾祺在他的散文《寻常茶话》里说：“我不大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虽说老舍先生喜饮花茶，但不像“老北京”一味偏爱。他喜好茶中上品，不论绿茶、红茶或其它茶类都爱品尝，兼容并蓄。我国各地名茶，诸如“西湖龙井”、“黄山毛峰”、“祁门红茶”、“重庆砣茶”……无不品尝。且茶瘾大，称得上茶中瘾君子，一日三换，早中晚各执一壶。他还有个习惯，爱喝浓茶。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写到他家里穷，在他“满月”那天，请不起满月酒，只好以“清茶恭候”宾客。“用小沙壶沏的茶叶末儿，老放在炉口旁边保暖，茶叶很浓，有时候也有点香味。”老舍先生后来喜饮浓茶，可能还有点家缘。当然是饮浓茶易于精神振奋，能激发创作灵感。中国人喜欢茶，西方人爱饮咖啡。世界文坛上有个巴尔扎克，写作时一壶咖啡一支笔，边饮边写，这和老舍先生边喝茶边写作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各自在茶与咖啡的刺激下，产生电火般的灵感。兴会神来之笔，创作出一部部世界文学名著来的。

　　抗战期间老舍蛰居重庆时，曾在一篇杂文里提出要戒茶，这决非本意。“不管我愿不愿意，近来茶价的增高已教我常常起一身小鸡皮疙瘩。”忆当年国民党统治下的陪都，连老舍这样的大作家也因物价而喝不起茶，竟然悲愤地提出要“戒茶”，以示抗议。嗟呼，茶叶太贵，比吃饭更难。像老舍先生这样嗜茶颂茶的文人茶客，他是爱其物、恨其价，爱与恨兼融于茶事之中。

　　老舍好客、喜结交。他移居云南时，一次朋友来聚会，请客吃饭没钱，便烤几罐土茶，围着炭盆品茗叙旧，来个“寒夜客来茶当酒”，品茗清谈，属于真正的文人雅士风度！老舍与冰心友谊情深，老舍常往登门拜访，每逢去冰心家作客，一进门便大声问：“客人来了，茶泡好了没有？”冰心总是不负老舍茶兴，以她家乡福建盛产的茉莉香片款待老舍。浓浓的馥郁花香，老舍闻香品味，啧啧称好。他们茶情之深，茶谊之浓，老舍后来曾写过一七律赠给冰心夫妇，开头联是“中年喜到故人家，挥汗频频索好茶。怀念他们抗战时在重庆艰苦岁月中结下的茶谊。回到北京后，老舍每次外出，见到喜爱的茶叶，总要捎上一些带回北京，分送冰心和他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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